“我希望，今年的坎昆会议上，能够达成一个有约束力的成果文件。”针对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最近刚结束的波恩会议继续了哥本哈根会议上的分歧与争论，联合国主管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副秘书长沙祖康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专访时认为，哥本哈根气候变化谈判留下的最大后遗症是“信任赤字”，“恢复和推动谈判进程的前提是要重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信任。”

在应对气候变化上，中国一方面积极参与国际谈判，另一方面也在搭建沟通和交流的平台，以期实现更好的国际合作。介于波恩会议和坎昆会议之间在北京召开的“绿色经济与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会议”，就是中国“求大同存小异”的努力。在被寄予期望的波恩会议再度不欢而散后，此次由中国智库主办的会议就显得越加重要。

继去年主办全球智库峰会后，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以下简称国经中心)定于5月7日至9日在北京主办的“绿色经济与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会议”，邀请参会者中有金砖四国的官员和学者，也囊括了基础四国的专家和代表；有发达国家的前政要，也有像格林纳达这样小岛国的官员，还包括国际组织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负责人、相关的专家学者等。

用国经中心秘书长魏建国的话说，这是一次国际合作会议，应对气候变化的共识需要全球的参与，而会议所期望的就是让不同的声音避开像哥本哈根会议那样的争吵，以清晰而又理性的声音来对话，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和深化各国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从国内来看，会议也包含有推动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探索绿色经济发展道路，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等要义。

智库平台促民间磋商机制

据《瞭望》新闻周刊了解，国经中心主办的这次国际合作会议得到了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国家能源局、科技部等部门的支持，相关的文件在逐级报批后得到国务院领导批准。在会议召开前，国家有关领导人将会见国外参会嘉宾；会议召开时，主管领导将出席会议并讲话，现任多位副部级以上官员也将参会。

除了以“绿色经济与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为主题的主论坛外，还包括绿色经济与可持续发展、应对气候变化和低碳发展、企业的社会责任和公众参与、低碳能源技术创新与技术转让、碳金融和新能源投资、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能力建设等六个分论坛，分论坛主持人也多为副部级官员。

决策层的行动再一次显现出中国对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视。在谈到此次会议的举办时，魏建国对本刊表示，我们应当让世界知道中国在做什么，希望各国看到中国的努力，“应对气候变化中国是积极的参与者和推动者，我们更期待着国际社会能够早日达成共识并转化成切切实实的行动。相互之间的指责和争吵是没有用的，无益于共识的达成。”

现在，会议尚未召开，不过各方已经表达了对会议的期待以及对此举的评价。现为日本国会参议院议员，前日本外务大臣、环境大臣川口顺子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驻日记者专访中表示，中国和日本是“环境共同体”，“中国和日本必须充分认识到我们拥有的环境是一体的，并以此为基础开展合作。”

英国前副首相普雷斯科特表示，“很高兴中国在这个极其重要的时刻决定主办这一备受瞩目的论坛”，气候变化是全球社会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需要全球共识来应对，“只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取得和谐的共识，才能达成重要的协议。这样的论坛对于推进国际辩论和提升对此类问题的关注将起到关键作用”。

“在过去的几年中，中国把与气候变化作战放在了政策的最前线，并且已成为绿色经济的拥护者之一。”丹麦首相办公室副国务秘书、气候变化特别顾问利德高认为，“我们应尽早开始实施快速融资，我希望可以在墨西哥举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16次会议(COP16)之前取得成效。同时，我们应按照约定，在联合国框架下按‘两轨’谈判寻求对话与协商。”

巴西气候变化谈判特别大使塞拉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和巴西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拥有相似立场，两国应该推动在这个领域的合作，坚持发达国家对全球气候变暖应当负担历史责任的立场；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在保持环境的可持续性发展时，也要顾及本国经济发展的需要。”

小岛国联盟主席、格林纳达环境部长丘奇在接受本刊驻巴拿马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相信此次会议表明了东道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愿望……只有我们寻找并发现一个能为各方接受的解决方案——这一方案将在技术交换、减排和负责任的全球管理等领域找到——才能解决这一全球性的问题。”

国际胸怀的中国实践

此次在北京召开的国际合作会议，相关各方的立场与诉求能否找到共同交汇点，一样为世界所期待；能否取得成果的又一关键要素，是各方能否摒弃在前两次会议上坚持的己见，以一种更为广阔的视野来看待应对气候变化这一全球性的议题。

在多位受访专家看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容不得过长时间的讨价还价，现在就必须行动，不作为的明天代价将会大大超出今天行动的代价。从另一方面说，应对气候变化，走低碳之路的探索，将告诉人们未来增长模式的答案。多年来，讨论气候变化的核心是代价，但鲜有看到转型为低碳社会可挖掘的潜在的经济利益。

接受本刊采访的国家发改委能源所副所长李俊峰强调，参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谈判需要新的思维。国际社会有两个重要的规制来约束谈判事件：第一，联合国宪章规定：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第二，WTO规定：市场经济是世界上唯一合法的经济体制。谈判之前，各个国家都有各自的目标，但必须经过谈判协商，达成共识，不存在一方独霸的话语权。

李俊峰指出，“我们在提倡打造绿色经济、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时，要用一种国际的语言、国际的思维。国际交往中，必须先尊重别人，别人才会尊重你。”所以，在他看来，国际交往、国际谈判中，应当少提“中国影响”、“中国方案”、“中国价格”这一类的字眼，尽量“去中国化”，国际语言的运用要注重“平等”、“相互尊重”、“协调”、“协商一致”的原则，任何问题都要通过谈判来解决。

“我们在自己发展的同时，也考虑全世界的可持续发展，最终促进共同发展，这才是真正的大国风范。”李俊峰认为，这次由中国智库举办的“绿色经济与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会议”，就是一次用国际思维讨论国际议题的新实践。

谋划中国新能源发展路径

根据国家的安排，新能源在能源消费中所占的比重在“十二五”期间会达到一个相对高的比例。我国在“十一五”期间制订的目标是，到2010年新能源消费在能源消费中占比10%；到2020年达到15%。

李俊峰认为，目前看来要实现这些目标比较困难，“2009年是经济恢复调整的一年，在‘保八’的条件下，包括能源行业在内各行业都在开足马力加快发展，煤炭的消耗就增加了2.5亿吨。在这种条件下，要增加新能源的比例，不仅是绝对量的增长，还有相对量的增长，这个目标要实现是很困难的。”

清华大学低碳能源实验室主任、中国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兼能源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主任何建坤也表示，我国可再生能源、核能发展迅速，比重持续增加，但相当长时间内仍不能满足新增能源需求，煤炭等化石能源消费量仍会继续增长。

从2005到2008年，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增长近60%，占一次能源比重由7%上升到8.9%，可再生能源年均增长速度和增长量均为世界第一，但同期煤炭消费量仍增长了26%。今后相当长时期，我国经济仍会以较快速度增长，煤炭等化石能源的消费量仍会持续有所上升。

何建坤指出，实现我国2020年单位GDP的CO2强度比2005年下降40%～45%的目标，“十二五”和“十三五”期间需比“十一五”期间付出更大的努力。不仅今后节能的难度将进一步加大，而且随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实现相同的能源强度下降目标所需要的节能绝对量也要加大，资金和技术的投入量也要增加。

据何建坤测算，“十一五”期间节能减排的附加投入约为1.5万亿元，“十二五”期间要增大到1.9万亿～3.4万亿元，且其中依靠项目本身收益不能收回投资的资金投入也要由“十一五”期间的20%上升到“十二五”期间的40%。

“有人说，中国在新能源方面只要有条件就能做得更好。其实，我们已经尽了很大努力了，即使有条件也会很艰难。”在李俊峰看来，要实现“十二五”期间规划的12%的目标有相当大的困难。“但是又不得不尽力争取，如果‘十二五’期间完不成这一目标，那要完成到2020年达到15%的目标，剩下的时间里任务就更加艰巨了。”

而这些课题的破解路径，也已经成为此次会议讨论的焦点议题。